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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村落共同體消解及地域共同體重建

作者:未知

  摘 要:從地域社會理論視角,以河南省新鄉市M社區為例,系統性考察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村落共同體消解及地域共同體重建的實踐邏輯。社會空間的集約化轉型導致了傳統村落共同體在社會邊界、社會生活、社會關系等多重維度的消解,具體表現為地域邊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體重建具體包括基于特定節地率的地域邊界重建、基于“戶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輪流贍養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雜居、小聚居”原則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會學理論視角而言,村落共同體消解及地域共同體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會整合機制,一方面,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村落共同體消解是一種建立在都市過密化和鄉村疏離化產生的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體是一個將都市和村落統合起來的統一體,是相互關聯的有機整體,其實踐過程充滿動態性、統合性和關聯性。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地域社會;村落共同體;地域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F3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9)03-0027-08
  一、問題的提出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有360萬個自然村,到2010年已經減少到270萬個,10年時間里約有90萬個自然村落消失了,平均每天接近300個自然村落消失,而其中很多都是古村落[1]2。以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河南省統籌城鄉發展試驗區的新鄉市為例,該市以城鄉一體化為切入點,通過“農民自建、集體代建、招商建設、社會援建”4種建設途徑和“城中村改造型、舊村完善型、村莊合并型、服務共享型、整體搬遷型”5種建設模式[2];計劃用8年左右時間分三步基本建成重點區域內352個新型社區,實現農民就地就近城鎮化。到2018年重點區域內新型城鎮化社區全部建設完成,達到“社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全部建設到位,規劃農戶全部入住城鎮化社區,各項優惠政策兌現落實,社區管理運行規范,2/3以上的社區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的建設標準[3]。據《河南城市發展報告(2015)》的數據顯示,截止2014年底,新鄉市重點區域內352個社區已全部啟動建設,累計完成各類資金投入288億元,建房面積3 510萬平方米,入住農戶168萬戶,復耕或恢復生態面積3萬畝[4]。
  新鄉市的實踐表明,作為新型城鎮化推進模式的“三化”協調發展機制,新型城鎮化社區已成為中原地區就地城鎮化的重要載體[5];同時,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村落共同體的消解及其重建也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系統耙梳既有研究發現,目前,關于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村落共同體的消解及其重建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中觀層面的動力機制和實踐邏輯研究。如新型城鎮化的多維動力體系及其多元化推進模式[6];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多重實踐邏輯[7];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撤并村莊”及行政社會的實踐邏輯[8];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村落轉型的實踐過程及其“新鄉村性”的生成機制[9]。第二,微觀經驗層面的社會風險和適應困境研究。如“撤村并居”和“農民上樓”引發的社會問題及其社會風險,包括因缺乏必要的人力資本導致的生計轉換失敗,因社區化居住方式導致的生活成本增加,因農耕文化延續導致的“文化墮距”以及社會心理失調等[10];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村落轉型導致的社會治理困境,如“農民上樓”后因缺乏物業意識和業主認同導致的市場化物業管理機制遲遲無法有效運作,農民集中居住區物業運作模式呈現非市場化、非社會化之“政府兜底”的行政化特征[11];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村落共同體消解導致的社會經濟生活變遷[12],如“農民上樓”社區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及其新型單位化現象[13]。
  對上述研究進行反思性梳理發現,就理論視角及分析框架而言,不同學科視角和理論框架下的研究成果難以進行學理對話并形成系統性知識脈絡;同時,即使同一學科內部也因單純問題取向的研究路徑導致“見樹不見林”的碎片化、散點式知識格局,從而無法形成學科內部的學術脈絡和理論體系。而筆者認為,造成上述局限性的重要原因,正是當前學術界對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不同地域類型和實踐模式之理論意涵缺乏可對話的學理共識,且難以在理論視角及分析維度層面達成一致,換言之,當前,學術界關于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村落共同體的消解及其秩序重建議題的相關研究,因缺乏一種整體性理論視角及分析框架,而難以形成學術對話和學理共識。因此,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村落共同體的消解及其重建,亟需一種超越單純問題取向和社會空間視域的系統性研究進路和總體理論分析框架,系統性考察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多元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地域社會樣態變遷過程及其秩序重建的實踐邏輯。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城鄉關系的復雜性和長期性必然要求相關學者超越既定學科界限,將城鄉關系置于一個更大的理論范式和分析框架中。”[14]而地域社會理論及其分析框架不失為一種可能的選擇。
  二、地域社會:一個整體性理論分析框架
  以戰后都市過密化和鄉村過疏化為背景,日本逐漸興起了以研究地域社會結構以及人類行動為核心議題的地域社會學[15]。地域社會學試圖超越農村社會學和城市社會學的學科背景和視域界限,以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地域生活社會化為理論預設,以鄉村過疏化為研究重點,圍繞“地域社會生活”“地域組織團體”“地域公共政策”“新地域公共性”等相關議題開展了一系列理論研究,并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16]。
  1.地域社會的理論意涵。作為地域社會學的基本范疇和核心概念,地域社會是指一種基于新型地緣關系而建立起來的地域團體的社會結構及關系性總體,學術界也將其稱之為“地域共同體”[16]。地域社會學意義上的地域共同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地域社會的動態性。所謂地域社會的動態性是指,地域社會學所關注的地域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地理學科中的靜態物理空間,也是一種有別于傳統鄉土社會,而是一種新型地域社會空間結構——流動的、重疊的、復雜的、變遷的,甚至是充滿社會互動、利益博弈以及價值沖突的動態地域社會空間。(2)地域社會的統合性。所謂地域社會的統合性是指,實踐中地域社會空間的動態性、復雜性、變遷性等特征是由城鄉統合化變遷而引起的,且這種統合化變遷是建立在都市過密化和鄉村過疏化的特定基礎上的,其統合動力則來源于城鄉地域社會經濟結構轉型。(3)地域社會的關聯性。地域社會的關聯性是由其動態性和統合性決定的,即地域社會是一個將都市和村落統合起來的連續統一體,是相互聯結、深度融合的有機整體[16]。   2.地域社會的基本議題。如果說“社會秩序何以可能”是經典社會學的元理論命題,那么,現代地域社會的組織化問題,即現代地域社會生成的動力機制及其統合邏輯則是地域社會學的元問題[15]。自20世紀60年代地域社會學在日本學術界興起以來,針對現代地域社會的組織化問題,曾先后出現了一系列相關理論研究,如“地域生活論”“地域集團論”“地域經濟論”“地域政治論”等,逐漸形成了相對完善的學科理論體系。與此同時,日本學術界也積極將地域社會相關理論成果應用于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中,并針對二戰后日本社會出現的“都市過密化—鄉村過疏化”的畸形城市化困境提出了系統性政策措施和治理策略,具體包括地域結構的統合性規劃、“城鄉過密—過疏”的功能性疏解、地域社會經濟轉型、地域公共性重建與社會生活重構等。
  3.地域社會的研究進路。地域社會學持一種整體性、系統性的研究視角及其關系主義的方法論取向。地域社會學的整體性、系統性理論視角是由地域社會的理論意涵及其實踐屬性決定的,即動態的、統合的、關聯的地域社會空間必然要求突破靜態的、城鄉對立的、單純問題取向的既有理論預設及其研究視角,采取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導向研究進路和分析范式[16]。因此,地域社會學的整體性、系統性理論視角及其關系主義導向研究進路,為系統性考察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多元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地域社會樣態變遷及其秩序重建的實踐邏輯,提供了一種超越農村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學科界限及傳統城鄉二元對立研究范式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可能。
  就理論解釋效度而言,作為一個整體性理論分析框架的地域社會,一方面,強調社會空間的動態性和統合性,且這種統合動力機制正是建立在都市過密化和鄉村過疏化產生的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基礎之上;同時,地域社會將社會空間視作一種都市—鄉村二元融合的連續統一體,是相互關聯的有機整體,具有較強的整體性、互動性、關聯性等實踐特征;另一方面,地域社會理論視角突破傳統城鄉二元對立研究范式,采用整體性、系統性研究進路,系統闡述地域社會動態性、統合性和關聯性的生成機制及其實踐邏輯。筆者此處借鑒地域社會理論視角及其研究進路,意在突破新型城鎮化理論體系下中國城鄉關系轉型及融合發展的相關學術研究之既有局限,如孤立的學科視角、靜態的社會空間預設、單純的問題取向、碎片化的研究成果等。當然,地域社會學及其地域社會理論視角在分析中國經驗時必然無法逃避理論適應度的拷問,換言之,理論自覺和學術自信的當下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如何有效對話日本學術界興起的地域社會學相關理論,首先需要解決理論借鑒過程中的本土化問題[17]。因此,將地域社會動態性、統合性理論視角及其關系主義研究進路本土化為可操作的分析維度和解釋框架,就成為理論對話的題中之義。
  筆者基于河南省新鄉市M社區的實證經驗,將地域社會理論及其關系主義研究進路本土化為“地域邊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地域公共性”4個基本分析維度。
  1.“地域邊界”。中國多元城鎮化的制度投入實踐取向及其政府主導推進模式[6],使得當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不同地域社會類型的統合過程,首先表現為打破傳統行政地域邊界,通過“轉”“并”“聯”和土地集約化利用,實現社會空間的集聚化轉型,換言之,行政力量主導下社會空間的集聚式變遷及其地域邊界消解,是當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村落共同體消解及其秩序重建的首要實踐樣態,因此,地域邊界重構就成為地域共同體的首要議題。
  2.“地域生活”。隨著社會空間的集聚和地域邊界的消解,地域生活組織方式和運作機制也同步發生嬗變。換言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基于“轉”“并”“聯”等推進模式統合而成的多元化社區類型,其地域生活也不同于傳統村落共同體,表現為社會結構的多元化、生計模式的非農化、人際互動的公共化、生活方式的市民化等一系列整體性嬗變。因此,如何重塑地域生活就成為地域共同體重建的另一重要實踐議題。
  3.“地域功能”。地域社會的統合性空間結構以及整體性實踐樣態,使得地域功能在失去社會空間、團體生活、組織互動等必要的運作基礎后,也無法有效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效,因此,傳統村落共同體的地域邊界和地域生活的雙重消解,必然使得其地域功能發生嬗變,主要表現為生產、生活、生態功能有機體消失以及農業現代化背景下規模化經營導致的生產功能單一化。
  4.“地域公共性”。地域社會生成的動力機制及其統合邏輯是地域社會學的重要理論議題,而地域社會學的政策價值在于如何有效解決現代地域社會的組織化問題。因此,隨著地域邊界、地域生活以及地域功能的多重消解,如何有效重塑地域團體組織、營造地域社會生活就成為地域共同體重建的重要議題,而地域公共性重建則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采用地域社會理論視角,以河南省新鄉市M社區為例,從“地域邊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地域公共性”4個維度,系統考察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村落共同體消解及地域共同體重建的實踐邏輯,并從整合機制及其統合邏輯角度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地域共同體的理論意涵。
  三、村落共同體消解
  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有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應當將發展特色小城鎮作為一個重要抓手。換言之,當前,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的小城鎮依然是大問題,即突破了傳統“人口蓄水池”的單一勞動力聚集功能后,作為城鄉銜接和融合發展的地域社會類型,小城鎮在推動鄉村振興并有效緩解傳統村落共同體“空心化”“無主體化”“過疏化”等方面仍然具有基礎性戰略地位[18]。正如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所指出的:“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增強城鎮地區對鄉村的帶動能力,因地制宜發展特色鮮明、產城融合、充滿魅力的特色小鎮和小城鎮,加強以鄉鎮政府駐地為中心的農民生活圈建設,以鎮帶村、以村促鎮,推動鎮村聯動發展。”
  近年來,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新鄉市積極推進發展中小城市發展,完善縣城綜合服務功能,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以M社區為例,該社區采用“多村聯建”模式將村落向鄉鎮集聚,不僅改變了鄉域村莊分布格局和空間結構,也使得傳統村落共同體發生不同維度的消解,換言之,就地域統合動力而言,社會空間的集聚化轉型導致了傳統村落共同體在社會邊界、社會生活、社會關系等多重維度的消解。   1.地域邊界消解。所謂地域邊界消解是指社會空間集聚化轉型改變了傳統鄉域村落分布模式和布局結構,并進一步導致村社共同體社會經濟生活邊界呈現多元化轉型。一方面,“農民上樓”集中居住過程中村落空間的規劃性、集約式發展,打破了基于建制村為單位的社會關系結構和人際互動模式,使得傳統村社共同體的社會邊界進一步消解;同時,通過社會空間集聚化轉型,整合優勢資源并突破以行政村為單元的內卷化發展模式,使得傳統村社共同體的經濟邊界出現不同程度消融[19];另一方面,通過“多村聯建”將村落向鄉鎮集聚,既改變了村落—集市的資源交易結構和日常互動模式,突破了“村內—村外”“核心—外圍”的傳統二分市場格局,也使得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意義上的基層市場社區體系在“農民上樓”后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概而言之,傳統村落共同體消解的首要維度是鄉域村落集聚化轉型導致的地域邊界消解,即“三集聚”規劃理念下的“多村聯建”既打破了傳統村落在地理、社會、經濟等維度的既定界限,改變了基于行政村為單位的地域發展模式,在完成空間集聚和社區化居住的同時,也通過創新社區發展模式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整合與優化,并進一步擴大了村民社會經濟活動半徑,使基層市場社區體系在農民市民化進程中的輻射效應得以充分發揮。
  2.地域生活消解。所謂地域生活消解是指社會空間集聚化轉型導致的地域邊界消解,并進一步引發傳統農耕社會生活方式的消失,從而使得“農民上樓”后的村落共同體呈現出一種“無根化”實踐樣態[1]78。日本農學家祖田修指出,作為農業生產、農民棲息和生態環境的綜合承載體,村落是一個多元復合空間,任何一個維度的功能失常都會影響其整體功能的正常發揮[21]。換言之,村落的綜合價值和復合功能唯有基于生產、生活、生態三維一體的有機協調才能實現。而新鄉市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多村聯建”在實現社會空間集聚化轉型的同時,也必然導致村落作為生活棲息場所的功能消失,并呈現出“無根的村落”的實踐樣態。一方面,村落共同體作為村民的生活空間和棲居場所是依據農耕生產和傳統文化而形成的一種復合、有序的多元社會網絡,這種村落生活體系是以農業生產及其農耕生活為基礎并與手工業有機結合,不僅成為農民家庭生計的重要方式,也是其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1]150-151。另一方面,村民眼中的村落首先是一個生活空間、棲居場所,然而,實踐中的“多村聯建”和“農民上樓”集中居住必然導致村落的生活棲居功能無法正常發揮,從而進一步影響其生產、生態等其他維度的功能效應,最終導致傳統村落共同體的“無根化”。因此,社會空間集約化轉型導致的地域生活消解,不僅表現在村落共同體物理空間和生產生活樣態的整體性變遷上,也成為“村落終結”的始作俑者[22]。
  3.地域功能消解。地域社會的動態性、統合性、關聯性等特征決定了其邊界和生活的消解必然進一步引發功能的消解。換言之,作為一個有機綜合體,地域社會的邊界及其生活消解使其功能發揮失去了必要的社會基礎。而地域功能的消解在“多村聯建”的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主要表現為村莊邊界和農耕生活消失引發的村落生產功能異化,即在“農民上樓”后通過土地綜合整治和集中流轉,僅保留村落作為現代化農業生產空間和規模化農業經營場所,并通過“資本下鄉”最大程度實現規模化生產和資本化經營。質言之,村莊邊界淡化、農耕生活消失以及集約化空間規劃理念、規模化土地經營策略[23],共同引發村落生產功能異化。以M社區為例,通過“農民上樓—土地騰退—耕地復墾—集中流轉—規模經營”的集體土地經營策略,實現村落空間資源集約化經營并最大化其生產功能和經濟價值。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和新型城鎮化進程的進一步加速,地域社會空間集聚化發展模式和村落集體土地規模化經營策略已成為中原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常態。但是,這種空間發展模式和土地經營策略是中原地區“多村聯建”就地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特定制度安排和社會情境綜合作用的產物,具有顯著的“政策運作”和“制度投入”特征。一方面,缺乏產業支撐和發展資金使得“人地掛鉤”的政策運作成為新型城鎮化社區建設的原始積累和“第一桶金”,而這恰恰是以村落共同體消解為代價的;另一方面,地域生活消解和“人地分離”引發的“村落無根化”進一步導致村落共同體無法正常發揮其農業生產功能,這也必然使得農業現代化經營理念下土地集中流轉成為一種理性行動[24],但這又是以村落功能異化為代價的。因此,如果說“無根的村落”是村落生活空間消失的實踐形態,那么,生產功能單一化和土地經營規模化、資本化則成為村落解體的必然結果。
  四、地域共同體重建
  地域社會的統合性和關聯性視角將地域共同體重建視作一組復雜要素及其多維互構關系,包括物理環境、地理空間、經濟制度、社會關系、文化心理等。因此,地域共同體重建必然是一個充滿利益博弈和價值沖突的動態過程。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中原地區在“撤村并居”的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基于社會空間集聚化發展模式和集體土地規模化經營策略,并在“多村聯建”模式下遵循“統一規劃、統一分配、統一管理”的基本原則,積極有序開展地域共同體重建。
  1.地域邊界重建。所謂地域邊界重建是指這樣一個過程,即基于集聚化物理空間規劃理念和集約化社會空間經營原則,打破傳統村落共同體的地域空間界限和資源分配模式,采用“多村聯建”“撤村并居”的農民集中居住推進模式,優化鄉域空間分布結構、健全公共資源配置機制。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作為極端現代主義的實踐策略,清晰化和簡單化是國家項目的基本特征[25]。作為基層治理單元的M社區,其統一規劃過程中也力求盡可能的清晰化和簡單化。一方面,通過“農民上樓”后的集中居住和控制社區占地規模,最大程度實現鄉域社會空間的集約化利用;另一方面,在特定節地率要求的限制下,有序引導農民集中居住,騰退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后復墾為農業經營用地,并通過“人地掛鉤”運作模式置換成城鄉建設用地指標和溢價經濟效應。顯然,節地率就成為地域邊界重建的重要制約因素和限制條件,如果“農民上樓”后新社區物理邊界范疇過大,甚至超過村落共同體的地域范疇,那么,節地率就不高,對應的土地置換指標總額有限,既不符合地域邊界集聚化重建的原則,也使得“人地掛鉤”政策難以實施,從而無法為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集中居住區建設賺取“第一桶金”。因此,鄉域空間的集約化發展和社區邊界的集聚化重建,成為地域共同體重建的首要制約因素和前置條件。   2.地域生活重建。所謂地域生活重建是指這樣一個過程,即基于家計分配的房屋規劃和國家照顧的安置政策,打破村落共同體基于村籍、戶籍等傳統認同單元和行動單位,采用“戶籍均沾”、輪流贍養等多元化情感治理策略,強化共同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不同于現代城市商品住宅社區,作為一種兼具鄉土特征和都市氣息的特殊地域社會空間,“多村聯建”的農民集中居住區地域生活重建遵循“戶籍均沾”房屋分配原則。以M社區為例,只有擁有本地戶口和村籍的家庭才具有購置新社區住房的權利,以戶為基本單元進行社區房屋配置,且作為社區地域生活重建的重要內容,住房分配并非完全采用市場化配置原則,而是采用一種充分保障所有村民平等享受住房權利的“戶籍均沾”家計分配邏輯。這是一種不同于市場分配邏輯的“自產自銷、自銷自用”分配模式[26],其核心邏輯是“誰投資誰受益,不可能讓外村人享受這個福利”。同時,輪流贍養的情感治理策略也是農民集中居住區地域生活重建的重要議題。M社區房屋分配辦法規定,有子女的老年人必須同子女居住,這種家庭居住空間分配模式在實踐中又衍生出一種特殊的老年人情感治理策略——輪流贍養[27],這種家庭養老實踐形態的變遷既是家庭居住空間強制性變遷的無奈之舉,也是“家”作為中國農村老年人情感歸屬之終極來源的理性選擇。
  3.地域公共性重建。所謂地域公共性重建是指這樣一個過程,即基于“大雜居、小聚居”的公共空間規劃理念和社區公共資源配置原則,打破傳統血緣—地緣、家族—宗族社會聯結和情感紐帶,重建社區公共空間、優化社區服務模式、創新社區治理體系,培育社區社會資本和生活共同體意識。《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明確指出,健全和完善社區治理體系、優化社區公共資源配置、提高社區服務供給能力是當前著力補齊城鄉社區治理短板的重要舉措[28]。為強化社區綜合治理能力和服務供給能力,M社區以原行政村為基本單位劃分生活片區,既能延續熟人社會的互動規則和交往方式,也有利于公共服務代辦化、便捷化和基層治理精細化、網格化。一方面,作為一種社會性“脫域”,“農民上樓”集中居住后往往會面臨一系列社會心理不適[29],“小聚居”能最大程度保持傳統村落共同體熟人社會運作規則和情感聯結,有利于農民市民化進程中盡快適應新環境、新生活;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社區資源配置策略和公共空間營造手段,“小聚居”能有效緩解“脫域”導致的社區管理困境和秩序整合危機,有效延續村民委員會和村干部公共服務和基層治理中的替代性作用,真正實現村治模式和社區治理的有效銜接和雙軌運行[30]。因此,“大雜居、小聚居”的公共空間規劃理念和社區公共資源配置原則,既能緩解農民集中居住后的一系列社會心理不適應,又能通過村治模式的延續并輔之以網格化管理,實現社區公共性重建和基礎秩序重構。
  五、結論與討論
  筆者采用地域社會理論視角,從“地域邊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地域公共性”4個維度,系統性考察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村落共同體消解及地域共同體重建的實踐邏輯。
  1.村落共同體消解。從地域統合動力角度而言,突破了傳統“人口蓄水池”的單一功能定位后,作為城鄉銜接和融合發展的特殊地域社會類型,小城鎮在新時代全面振興鄉村戰略中仍然具有基礎性地位。中原地區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基于地域社會的集聚化和社會空間的集約化轉型,采用“多村聯建”“撤村并居”有序引導“農民上樓”集中居住,不僅改變了鄉域村落分布樣態和空間結構,也使得傳統村落共同體發生不同程度的整體性消解。質言之,地域社會的集聚化和社會空間的集約化轉型導致了傳統村落共同體在地域邊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等多重維度的整體性消解。
  2.地域共同體重建。地域社會的統合性和關聯性視角將地域共同體重建視作一組復雜要素,以及包括物理環境、地理空間、經濟制度、社會關系、文化心理等在內的多維互構關系。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中原地區新型城鎮化社區地域共同體重建過程包括:基于特定節地率的地域邊界重建、基于“戶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輪流贍養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基于“大雜居、小聚居”公共空間規劃理念和社區公共資源配置原則的地域公共性重建。但上述地域共同體重建策略并未使得其徹底轉型為現代都市社區,鄉土性的漫長流變和都市性的緩慢崛起使其呈現一種兼具都市性與鄉土性的混合型社區。
  3.就地域社會學視角而言,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傳統村落共同體的消解及地域共同體重建的核心則是地域社會整合機制及其統合邏輯。因此,筆者從整合機制及其統合邏輯角度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地域共同體的理論意涵:(1)就地域統合邏輯而言,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傳統村落共同體消解是建立在都市過密化和鄉村疏離化基礎上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轉型,遵循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的統合邏輯。(2)就地域關聯過程而言,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地域共同體是一個將都市和村落統合起來的連續統一體,是城鄉有序銜接、深度融合的新型有機整體[31]。因此,地域共同體重建不僅是地域邊界再造、地域生活營造和地域公共性重塑等人口聚居模式和社會樣態的顯性變化,更是鄉土文化的隱性轉型和新型城鄉文明關系的當代重構[32],其實踐過程勢必充滿利益博弈和價值沖突。(3)就地域整合機制而言,作為地域共同體重建的主導者和社會空間生產者,無論地域發展、空間規劃和社區發展中國家如何關照和尊重本土性、地方性,都難免遭遇地方創造者的無形抵抗,包括地方情感、地方精神、地方認同和地方依戀,從而導致“地方—空間緊張”(place-space tensions),即國家在社區規劃中通過空間生產營造一個非農化、趨城化的日常表達和生活場景,而地方則基于地方感的特殊體驗并通過地方再造進行空間抑制,以消解國家強加其上的“空的空間”(empty space)[33]。因此,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地域共同體重建并不應完全按照國家意志“一刀切”,而應積極發揮地方主體性和能動性,并通過參與式再造進行主動調整和積極適應。正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所指出的,“科學把握鄉村的差異性和發展走勢分化特征,做好頂層設計,注重規劃先行、突出重點、分類施策、典型引路。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不搞層層加碼,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義,久久為功,扎實推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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