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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態批評視角比較研究華茲華斯和陶淵明的生態思想

作者:未知

  摘    要: 從生態批評視角闡釋作家作品,尋找生態文學中生態意識(Ecological Consciousness)、生態良知(Ecological Conscience)和生態智慧,肯定生態人文精神價值,呼喚人的生態意識和思想,促進生態文明發展。陶淵明和華茲華斯是中英兩國著名田園詩人,生活在不同的時空,有不同的文化底蘊和寫作特點,但他們的生態思想相似,尊崇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肯定人的精神生活等。本文從生態批評視角,從自然、社會、精神生態層面分析陶淵明和華茲華斯及作品中生態思想、自然關懷、人文精神,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促進中西方文學文化交流。
  關鍵詞: 華茲華斯    陶淵明    生態批評    生態意識/思想
  生態批評(Ecocriticism)作為文學文化批評,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美國形成。1978年,生態批評家William Rueckert在《文學和生態學:生態批評實驗》中第一次提出“生態批評”,其含義:用生態學、生態概念推用至文學研究之中的批評。1996年,美國生態批評家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把“生態批評”定義為“其研究的是文學與自然環境關系之研究”[1]。生態批評“通過文學來重審人類文化”[2],從生態批評視角進行文化批評,“從歷史維度表明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3]。人類文明中的思想文化傳統深刻地影響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態度和實踐,征服自然等思想導致環境和生態危機;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西文化傳統和生態思想喚醒人類的生態意識和生態良知,達到生態文明、平衡狀態,促進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Sustainability)。著名生態思想家唐納德·沃斯特強調“今天所面臨之全球生態危機,起因不是生態系統自身,而是文化系統”[4]。通過生態批評喚起人們的生態意識,使人與自然環境、人自身內外、人與社會、自然與文明達到和諧平衡狀態。
  生態批評家勞倫斯·布伊爾認為,生態批評經歷了兩次浪潮,首開先河之生態批評家呼吁自然環境之熱愛保護,關注西方的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和自然詩歌,聚焦鄉村環境和自然風景,尋求有機體的哲學重新界定人類與自然世界的等級劃分。第二波生態批評家認為自然環境和人工環境已難以分辨,“其發展為一種社會性生態批評,像對待自然景觀那樣認真地對待城市的和退化的景觀”,“接受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觀點”[5],關注城市和人類健康幸福,“關注某些問題,如在城市中尋找自然的殘留和揭露對社會邊緣群體所犯的生態非正義罪行等”[5]。布伊爾認為,生態批評之發展朝向是:“公民大眾對地球命運之重視,人覺醒中行動之履行責任,恥之環境非正義,觀點和想象對于改變思想,生活和政策,寫詞,寫詩和書寫過程的重要性。”[6]雖然華茲華斯和陶淵明生活在不同時空,但他們的生態思想相似,尊崇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追求平淡樸素日常生活,肯定人的精神生活等。
  一、華茲華斯、陶淵明的生態思想起源
  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作為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先驅,與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共同出版《抒情歌謠集》,標志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時代到來。其生態思想來自19世紀浪漫主義詩歌。其受到西方思想和文學傳統影響的有:法國浪漫主義之父盧梭注重情感的直接抒發和18世紀感傷主義文學之熏陶;康德等德國古典哲學強調靈感、主觀能動性等;基督教和自然宗教的歷史存在。在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影響下,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中華茲華斯的生態思想由此產生。其尊崇自然,詠頌人的情感(Emotion),謳歌想象力(Imagination),批評工業文明,贊詠自然樸素的個人生活(Private Life),肯定人精神生活;追求和諧(Harmony)、統一(Integrity)、自然(Naturalness)、平淡(Plainness)。
  中國田園詩人陶淵明(365—427)在東晉末生活,曾在仕途十余年后歸隱,過著躬耕自給的田園生活。鐘嶸《詩品》稱其為隱逸詩人。詩人開創田園詩風格。之前漢朝時期,儒家思想興盛,到東晉末南朝宋初,儒家、道家、玄學、佛教思想發展。陶淵明受老莊思想影響,遵守自然法則、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平衡發展;追求精神自由,獨立人格;注重回歸自然,簡樸質樸生活,錘煉精神品格。同時,儒家思想強調主觀意志和道德、禮和仁,仁是自修的道德準則;君子需不斷提高道德修養和智慧,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國關懷等思想;孟子認為人性本善。陶淵明家族環境、官員經歷、青年理想、中老年生活和一些詩都體現儒家思想影響。陶淵明修身品格錘煉源于儒家思想。西方諸多思想家和生態哲學家肯定古代東方生態智慧重要意義(如叔本華),儒、道、佛家中生態思想頗有借鑒意義。
  二、對自然生態的思考
  華茲華斯和陶淵明生活在湖畔和南山,熱愛自然,頌詠自然,通過觀察描寫自然,感受自然帶來的美感和啟發,思索人生,贊美生命,熱愛生活。華茲華斯詩云:“忽然我望見……是一大片金黃色的水仙……在陣陣微風中舞姿飄逸。”(《詠水仙》)[7]詩人漫游時,忽然望見一片金燦燦水仙花,在湖邊,在樹旁,水仙花在風中翩翩起舞,構成一幅湖光樹景動態水仙圖,展現詩人對湖旁水仙花喜愛,熱愛、欣賞和尊崇自然,贊美生命力,對美的不懈追求。在詩中,“我心緒茫然……這水仙常在我眼前閃現……這時我的心被歡樂充滿/還隨著那水仙起舞翩翩”。詩人心緒煩擾時回憶起這一簇簇富于生命力的水仙花,在想象力中,與自然的互動中,詩人感到快樂(Joy)和慰藉(Consolation),達到自然(Nature)和精神(Mind)合一、精神世界完滿(Consummation),達到詩人內外身心合一和諧協調發展。
  陶淵明詩中自然美景亦備受珍視,詩人尊崇自然。在田園詩中,有芳菊南山、松柳飛鳥、溪流藍天、南村園蔬等意象,自然四時描寫各具特點。“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草木縱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擬古九首》)“風雪送馀運,無妨時已和……一條有佳花”(《臘日》)。詩人描寫恬靜田園生活。“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8]體現詩人尊重、熱愛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天人合一生態思想;體現自然的美學價值,對人心性的陶冶。   三、對社會生態的思考
  隨著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機械化(Mechanism)、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城市化(Urbanization)步伐的加快,在物質主義(Materialism)和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影響下,人們崇尚物質生活,導致人弱化精神生活,“人們思維方式變得機械,狹隘,淺顯”[9];追求物質豐富的現代社會體系和工業文明影響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自然與文明狀態失衡,人類面臨自然生態危機和精神危機。由此,詩人回歸自然棲居湖畔,主張親近自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相互依存。華茲華斯詩中塑造了一些自傳式自然人,過著自然樸素的生活,如《孤獨的割麥女》描寫未受工業文明破壞的田園生活,詩人通過人與自然和諧平衡理想狀態、烏托邦式社會生態思想表明:尊重自然、和諧共生可化解工業文明中生態環境危機和精神危機。過于追求物質財富并不會帶來幸福感,詩人堅持樸素平淡生活方式(Plain Living),注重健康精神生活。詩人認為自然是人類發展之源,不斷從自然中汲取能量達到人自身內外和諧、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自然與文明平衡;呼吁用人的情感和想象應對機械化工業文明,用詩歌、藝術和文學拯救工業社會,喚醒人們心靈[10]。
  陶淵明《桃花源記》及《桃花源詩》中:“……良田、美池、桑竹之屬。”“春蠶收長絲……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8]桃花源理想田園社會的構建表明陶淵明崇尚尊敬自然,順隨自然規律,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自然生態思想;生活簡單樸素,心靈淳樸,注重修養錘煉品格,崇敬賢德豁達善美的精神生態思想;老有所養,幼有所依,人民善良敦厚安居樂業,社會秩序井井有條,社會發展欣欣向榮,風尚祥和溫暖的烏托邦式社會生態思想。體現人與自然、社會,自然與文明和諧平衡發展狀態。
  四、對精神生態的思考
  法國大革命后,現代國家制度體系建立并逐步完善。受18世紀末啟蒙運動影響,文史哲及社科領域思想同時活躍發展,基督教信仰受到質疑,人們由此感到精神世界混亂迷茫。“華茲華斯自然與心靈合一思想,從不確定的未來到經驗的現在,從外部介入獨立的想象視覺(vision),基督教羊和耶路撒冷的合一由自然和人的心靈的合一所代替”[10]。以此達到人完滿狀態、精神生活復活重生(Spiritual Resurrection),創造新文學文化世界。
  華茲華斯認為,“愛自然致使愛人類”“自然風景傳達和反映人心靈感知的感情”[10]。《序言》中關注兩個反映(Revelation),自然風景(Landscape)被看作是人心靈的(Mind)反映,他的生活(Life)被看作自然風景的反映。詩人認為自然具有神性,自然又是人心靈的反映。探討“力量,/創造和神性本身”,詩人不是說外部事物而是說“我所經歷”和“我的心靈(Mind)”,序言更是人文主義(Humanism)[10]。艾布拉姆斯認為,《序言》是自然之神話,更是人的心靈之神話。詩人認為自然是心靈生態反映和理想狀態,在自然中人的統一感、心靈慰藉、精神完滿和道德升華。由此自然帶給人心靈真善美的陶冶,愛自然使愛人類,愛人類需先愛自然。同時,詩人崇尚樸素平淡的日常生活,用普通人日常語言描寫日常生活,緩解工業文明帶來的焦慮,使身心合一、物我合一,達到精神世界的完滿。詩人把日常生活中磨煉苦痛看作目的論(teleology)、自我成長塑造過程(self-formation)、自我認知(self-recognition)自我協調(self-coherence),達到成熟狀態(Maturity)[10]。而且,詩人注重精神生活思索人生,用回歸自然,人情感(Emotion)直抒和想象力(imagination)豐富精神生活。浪漫主義華茲華斯思想是抒情與審美經驗的重構,詩歌為載體抒發內心的強烈情感,“所有好的詩歌都是強烈情感自然流露”,批判機械化工業文明。華茲華斯提高詩人和詩歌的地位,肯定文學藝術,美學價值給人精神生活帶來精神力量。“席勒開創的概念:藝術核心作用和產生藝術想象力,作為疏遠的碎片的分化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中獲得緩和統一的中介,這一概念成為浪漫主義核心信仰,在謝林,諾瓦利斯,布萊克,柯勒律治,華茲華斯和雪萊等思想家不同表達方式中體現”[10]。
  陶淵明詩“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認為適量田園勞動以接觸自然,保持真誠純真質樸。“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熙熙令德……卉木繁榮,和風清穆”(《勸農》)體現在田園中思考人生,耕農只有勤勉耕作才能五谷豐登,同時崇敬高尚賢德的人,這樣就有了美德。詩人熱愛閱讀追求知識,思索人生的學習態度和淡泊名利、寧靜致遠、熱愛自然歸隱田園、悠然豁達的生活態度。“幽蘭生前庭,清風脫然至”“憂道不憂貧”“質性自然”體現詩人品格如蘭,不斷提高修養,簡樸生活、思考人生的特點。“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8]體現詩人回歸田園與自然和諧共生狀態。
  五、華茲華斯和陶淵明生態思想總結
  華茲華斯認為自然與人互為一體,只有心靈與自然合一,才能達到人的內外平衡,達到人與社會、自然與文明和諧狀態。在《抒情歌謠集》序言中,“人與自然相適應,人之心靈照出自然之中最美且有趣之物”“內在性靈,由造化引導,連通與外在美好物象”[7]。人與自然互相映襯,人對自然的破壞即人自身傷害自身,具有生態批評精神特點,環境就是自然,自然就是養育。“身體由環境構建,環境性(Environmentality)之于人類健康狀況非常關鍵”[5]。陶淵明回歸田園,歌頌自然,體現人與自然互為整體的特點。
  華茲華斯生活在英國風景優美的湖區,詩人的鄉村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典范,是城市中間過渡。第二波生態批評把視角從鄉村和自然風景擴展到城市,關注城市生態環境,關注城市人群在城市景觀影響下的生活狀態,更關注環境正義問題。華茲華斯詩篇《倫敦1802》,詩人認為工業文明的英國深陷泥潭,呼喚“美德,良心,自由,力量”回歸,呼喚人性中真善美,精神生態恢復。《威斯敏斯特大橋》描寫倫敦的清晨,靜謐而宏偉,城市景象和旭日天空、平原河流相交融,城市建筑與周邊自然和諧狀態,體現城市或鄉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思想,向往城市達到與自然和諧共生,自然與文明平衡。陶淵明有敬畏自然、尊敬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簡樸生活,注重美德,熱愛生活,思索人生精神生態思想;順應自然規律,物產豐美,民風淳樸,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發展有序的社會生態思想。自然風景感動詩人心靈,詩人感知自然美景和生命,啟發靈感譜寫動人詩篇;自然中得知識、思人生、擷哲理;領略真善美,錘煉品格,培植心性;凈化心靈,精神世界完滿,成長完善自身。肯定生態人文精神價值,呼喚生態意識,促人內外協調,人與自然、與社會,文明與自然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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