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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環境創設角度談《紅樓夢》對《京華煙云》創作的影響

作者:未知

  摘    要: 《紅樓夢》是后世小說學習的典型,《京華煙云》正是以它為參照寫成的。環境作為小說創作的三要素之一,恰恰是易被讀者忽視的一點。本文討論《紅樓夢》對于林語堂創作《京華煙云》的影響,重點在于環境創設,主要對社會環境進行討論,從廣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狹義的人際關系、活動處所、家庭氛圍入手,在環境創設的演變中喚起讀者與作者對小說環境的重視。
  關鍵詞: 環境創設    《紅樓夢》    《京華煙云》
  林語堂的女兒林如斯為書作序提道: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父親突然想起翻譯《紅樓夢》,后來再三思慮而感此非其時也,且《紅樓夢》與現代中國距離太遠,所以決定寫一部小說①,這一部小說就是《京華煙云》(以下稱《京》)。林語堂借姚先生之口說出了“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句話出自《紅樓夢》(以下稱《紅》)第五回,人生所遇之事都是學問,人情往來中大有文章,將世事一語道破,經典語錄被林語堂借鑒到小說中。寶芬說:“《紅樓夢》誰沒看過?您現在這個花園子,不就和在《紅樓夢》大觀園里一樣嗎?不是跟演《紅樓夢》一樣嗎?”第十九章木蘭、立夫等人直接展開對《紅》人物喜好的討論。這些都是兩部小說創作關聯的有力佐證。由此可見,這種影響不僅有跡可循,其他任何作品也難以比擬。
  人物、情節、環境是小說三要素,環境作為背景在小說創作的眾多要素中很容易被忽視。人物存在于一定的環境之中,情節由人物在一定的環境中醞釀,這三大要素緊密聯系互為一體。環境作為人物活動的背景,發揮著載體的作用,不醒目卻是小說中一切事物的隱性前提,從小說環境這個角度入手窺探小說的深層內涵。
  我們習慣把小說環境分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主要包括人物活動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景物,社會環境是人類生存及活動范圍內的社會物質、精神條件的總和。社會環境的釋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包括整個社會經濟文化體系,狹義僅指人類生活的直接環境,比如人物的身份、成長的經歷、家庭氛圍等。社會環境揭示了種種復雜的社會關系,交代了作品的時代背景,因而社會環境是本文重點討論的部分。總之,小說環境對表現小說主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宏觀社會圖景
  一般來說,廣義的社會環境分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三類。
  兩部小說都書寫了家族的變遷,家族變遷是時代的產物。《紅》表現封建社會的沒落,政治環境隱現于文本,并未直接提到整個封建社會的衰落,將社會的衰落通過賈、薛、王、史四大家族的破敗來體現。第二回子興嘆道:“如今的這榮、寧兩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寧國府賈珍、榮國府賈赦襲官,賈政入部習學,元春入宮封妃,使賈氏一族的政治地位高高在上。至一百〇五回賈府被抄家,賈赦、賈璉革職被捕,雖然賈政承襲世職,但賈府失去政治上的地位,作為皇商的薛家也因薛蟠犯案一敗涂地。《京》中兵荒馬亂的境況與黑暗政治相互依存,政治環境被搬到臺面上。政治事件作為情節發展主線上的一個結點,以義和團運動和抗日戰爭為開端和結尾,經過五四運動、二戰爆發等歷史事件。末尾木蘭的女兒在游行中犧牲,兒子走上前線,一家過上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以戰亂開篇又以戰亂為結,小說中出現了大段介紹歷史背景的文字,情節也隨政局的變更而推進。《紅》封建社會的弊端逐漸顯露,但表面依然穩定,作品通過家族的變化體現大環境的細微演變,而《京》里的時代更動蕩,由清末到民初,寫政治環境巨大變化中小家庭的生存和適應。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情況是家族所處政治環境的外顯。整體上經濟環境式微,賈、王、薛、史都開始破敗,抄家后賈家內部虧空的情狀完全顯露,經強盜打劫更是一貧如洗。薛家作為皇商因薛蟠經營不善難以維持,又為救下犯案的薛蟠掏空家底,王、史的破敗不必贅述。家族的經濟危機是政治危機的直接顯照,文中各個家族的經濟與政治沒落象征著社會的衰亡。《京》中富貴人家往日的風光在動蕩時局中遭到威脅,而具體的家族經濟則有所區分,曾家家業衰敗,姚家似乎不受影響,買下一座王爺的舊園子,牛家則在耀武揚威后跌落到谷底。在同樣的政治文化環境下,原本旗鼓相當的幾大家族經濟趨勢有所區別,這就存在一定的區分度:曾家與姚家理念有所不同,面對時代的更迭,不同的應對措施造成了不同的結果。姚思安是維新派,曾文璞則是“舊思想舊社會舊倫常風俗的堅強衛道之士”,姚家的治家之策隨時代進步,曾家仍持有保守封建的態度,在新舊更迭中,姚家適應變化,曾家卻有所衰落。牛家的行為社會難以容忍,或許經濟崩潰是人心所向。在經濟環境上,兩部作品同中有異,林語堂對已有的經濟環境進行了更嫻熟的運用,順應不斷發展的時代背景,通過經濟分流體現出作者的思想傾向,由此得到時代主題上的揭示與升華。
  曹雪芹生活在一個封建文化專制統治最嚴酷的時代,他的作品體現了儒家的傳統觀念,《紅》的文化以儒家的綱常倫理為主。第三回王熙鳳初見黛玉時說“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嫡親的孫女似的”,九十八回黛玉去世,賈母未去探望并說“并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而為有個親疏”,對于兒孫輩親疏分明,孫女要比外孫女更親近,加了一個“外”,即使有血緣關系也是外人,這是儒家思想在父權社會的體現。九十七回賈母探病后曾言“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著花多少錢都使得;就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賈母因黛玉愛慕寶玉失望。禁止自由戀愛,兒孫的婚姻由父母做主,同樣體現了“父為子綱”的“三綱”,教育兒女服從封建家長的權威,聽從家長的安排。《京》展現了一個文化結構的變更過程,曾家的儒家傳統及姚家家長的先進思想形成鮮明對比,曾文璞責備木蘭帶曼娘出門,姚思安卻常與家人游山玩水。就連家族內部之間存在著儒家傳統與洋文化的矛盾,姚父送體仁出洋,卻仍給木蘭和莫愁安排婚姻,這是社會變革時期傳統文化與新文化相互適應過程中必要經歷的矛盾和沖突。兩部作品呈現了一個引入外來文化的趨勢,《紅》中外國文化的傳入已經初見端倪,眾人喜聽寶琴談論外國美人作詩,到《京》則更甚,從阿非的萬花筒、體仁的洋皮鞋,到電話、汽車,立夫等人出國,展現了由被動接受到主動接觸外國文化的全過程。   二、微型個人生活圈
  狹義上,可從人際關系、活動處所、家庭氛圍角度入手。
  曾家和賈家都是人丁興旺的大族,人員構成相似。曾家老太太和賈母、曾文璞同賈政地位相似,但曾家不及賈家龐大,相當于賈家的一個分支,當時已少有賈家這樣的大家族了。兩部作品都塑造了眾多人物,這些人物間存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紅》圍繞賈氏家族里的主仆親眷關系,除賈寶玉偶爾外出,大觀園中眾多姐妹的圈子都很局限,除了園內姐妹丫鬟并不與他人往來,供姐妹們娛樂的詩社成員也不外乎黛玉、寶釵等園內人物。《京》中人物則建立了更多與他人的聯系,木蘭與曾家的聯系就是在獲得曾家救助之后建立起來的,木蘭姐妹在西風寺初遇立夫,與孔家的聯系又建立起來了。木蘭上學期間結識了同學素丹,還在小說中與辜鴻銘、齊白石有所往來,這得益于人物活動場所的擴大,活動場所的擴大使人物得到更多與人建立關系的機會。少了綱常等特定關系的羈絆,《京》中人物之間關系更純粹,人物觀念著重強調一個“情”字。這不僅體現在一般的人情往來之中,而且體現在最重要的親情中。賈寶玉拜別紅塵,姚思安出家,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賈寶玉一去不復返,從此蹤跡無人知,姚思安則念著十年之約與親人相見,助木蘭化解婚姻危機。可見賈寶玉看破紅塵真正拋開一切人情,而姚思安仍放心不下兒女并未斬斷人情。強調的倫理難以系住寶玉,越是強調越是使“情”隔了一層,反而《京》中的世俗人情更能牽絆人心。
  活動處所上,《紅》第十七回賈政帶領賓客和寶玉游覽大觀園,推動了游園吟詩的故事情節,《京》第二十六回姚家也因搬進靜宜園大宴賓客,引發了木蘭莫愁等人雨天走哪個門的爭論,這是兩部作品情節上的相似性。但四十五回的《京》直到二十六回姚家才搬進靜宜園,比起《紅》人物活動大篇幅地集中在府內和大觀園,《京》中人物的活動場所則更分散與豐富。林黛玉來自蘇州,小說幾乎未對她大觀園以外的生活有過多描述。元春入宮,迎春出嫁,探春遠嫁,惜春出家,人物離開大觀園后的生活多通過他人之口寥寥幾筆帶過。《京》則有所不同,木蘭在北京長大,避難中流落到山東,成家后定居蘇州,每一段經歷都較為詳細,每個地方都留下了生活的痕跡。不僅主人公,其他人物亦是如此,曼娘跟隨曾家從山東到北京,素云為逃避曾家的壓抑從北京到天津。人物活動場所單一還是多樣與時代背景脫不了干系,《紅》處于清朝,即使四大家族經濟政治小幅度變動,時代仍是相對穩定的。《京》中的動蕩時局貫穿全書,這些局勢逼迫人物有所行動,難以固定在同一個活動場所。活動處所這一點上,林語堂把現實融入小說的時代背景,為小說注入時代精神,使其更具現實意義,在當時的背景下有利于尋得共鳴并傳播。
  曾家與賈家情形類似,曾文璞和賈政等人都在朝廷擔任官職,兩家都是官宦之家,在當地是顯赫大族。與賈家來往的有很多達官貴人,北靜王、江南甄老爺等,因而賈家的人與其他人來往則免不了居高臨下的態勢,劉姥姥進大觀園便被拿來逗賈母開心,曾、賈兩家官僚氣息更濃郁。姚家與薛家有共同之處,姚家的生意做得很大,薛家是皇商,姚家比薛家的商賈氣息更濃重。賈家和曾家作為官宦之家,自然較為封建和傳統,作為商賈之家的薛家,培養出來的女兒薛寶釵卻是具有中國傳統美德的女性。到了《京》,即使是生長在封建氣息濃厚、歷代為官的曾家,曾先生的小女兒麗蓮則成長為一個作風“輕浮”的現代小姐,姚家的兩個女兒則傳統美德和開放現代并存。即使是官宦之家,家庭氛圍在時代感染下也不再統一。姚家長子體仁不學無術,這與薛蟠類似。薛蟠敗光了家產,姚體仁對姚家造成困擾后意外去世,書中寫“現在家里這種威脅一掃而光,姚思安開始把精神用在小兒子身上”。姚體仁是家族的威脅,作者沒再給他扼斷家庭命脈的機會,而是令阿非在正確的教導下成長為姚家的頂梁柱,彌補了長子的遺憾。阿非正是典型的新時代青年,是沖破黑暗成長起來的希望。比起薛蟠的一蹶不振,阿非的成長可能是林語堂更愿意看到的,對家庭氛圍的修復是林語堂對《紅》的完善。在不斷變化的新環境下,只有新力量才能在新時代里生出希望,適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三、小說環境創設之變
  在廣義的社會環境方面,《紅》處于傳統封建的文化環境中,文化環境蘊含政治風向,這種風向在大家族的經濟狀況上得到外顯,《京》傳統的文化環境則經歷著現代化的沖擊并通過政治斗爭表現出來。狹義的社會環境上,《紅》人物復雜但較為局限,活動場所較為固定,家族氛圍傳統,《京》的人物關系較為簡單但與外界他人的交往較多,人物的活動場所擴大了,家族氛圍封建和開明并存。狹義的社會環境包括在廣義的社會環境之中,是廣義的社會環境的具現,社會環境的總體演變在小說發展史上不可或缺。《京》借鑒《紅》的各種寫作技巧和特色,但在小說環境上發生了演變,大環境所表現出的主題也大相徑庭。姚思安與家人告別:“你們曾聽見有人離家去當隱士。世人對人生只有兩個態度:入世,出世。”寶玉遁入空門,是“出世”,逃離自身存在的環境,《京》人物思想深處的卻是“入世”,適應自身所處的環境。
  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提出了文學四要素理論即世界、文本、作家、讀者。作品由作家創作,一切文學作品來源于生活,生活要經過作家的加工改造才能創造出具有意義的作品,產生作品后沒有讀者閱讀,也難以構成完整的文學活動。
  文本包括前在“文本”的經典作品和重構后的新文本兩層含義。作為經典文本的《紅》具有內容上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深刻性與震懾力及文本鮮明的風格和藝術特色,由此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成為后人模仿和想要超過的對象。《紅》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影響深遠,林語堂多次表露出對其的喜愛之情,《紅》為林語堂的創作奠定了基石。兩部書在社會環境的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京》的小說環境在此基礎上進行演變。
  對于兩部書中環境的演變,現實發展是其強大的推動力。不同的時代特點造就不同的作品,社會環境自然隨著現實世界發生實時轉變,政治環境不再是明面上的穩定而進入動蕩的戰爭,傳統大家族的經濟受到更大的沖擊,到林語堂的時代,我國與外國的聯系更密切,涉及外國文化的同時也沖淡了我國傳統的封建文化。廣義的社會環境與個體身處的小環境存在包含關系,人際關系、活動處所及家庭氛圍等都是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衍生物,個人和家族個體都在適應大環境的變化中調整小環境,整個社會環境都在后一部小說中得到重塑。
  即使是以《紅》為基石,作家作為一個獨立人,必然擁有自己的思想和喜好,因而即使是同樣的題材,在不同作家的筆下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林語堂對于《紅》的喜愛使其作品中的環境與其類似。但在創作過程中作家也會去除前在“文本”中認為不合適的部分,形成自己的特色,正如林語堂發現其距離我們的時代太遠,而將作品調整得與時代更近。
  何寅泰在《關于文學基本模式的思考》中提出作者與作品之間的弧向關系。作品的價值由讀者賦予,讀者的閱讀期待與作品建立了隱秘的聯系。《京》前面的獻詞為:“全書寫罷淚涔涔,獻予殲倭抗日人。”這大約就是作者的理想吧。
  注釋:
  ①林語堂,著.張譯玉,譯.京華煙云[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3.
  參考文獻:
  [1]曹雪芹.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2]林語堂.京華煙云[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3]董希文.從文學活動“四要素”看當前文學經典的重構[J].中州學刊,2007(4).
  [4]何寅泰.關于文學基本模式的思考[J].文學評論,1996(2).
  本課題為江蘇大學第十七批大學生科研立項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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